第四，《国语》是“史料汇编”而不是“史”。史书应该是有着前后因果联系的系统记载，拿这一标准衡量《国语》，显然它还不够史的规格。《国语》一共收有235条材料，每一条材料截取一个历史片断，除《晋语》某些材料和《吴语》、《越语下》上下章有所衔接之外，大多数材料之间没有上下前后的因果联系。

第五，《国语》保留了史料的原貌。编者没有对全书语言和文风做统稿、改写、加工、提炼的工作，而是原汁原味地编排，给人以“茅茨不翦，采椽不斫”（《韩非子·五蠹》）的感觉。《国语》中有不少史料重复，甚至存在一事异记现象，如吴越不少记载就互有不同，可能这些史料最初是出于不同史官之手，编者原封不动地将其收入《国语》之中。

根据以上所述，《国语》是一部记载西周春秋王侯卿士大夫治国言论的原始史料汇编。

《国语》内容广泛涉及“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其书“包罗天地，探测祸福，发起幽微，章表善恶”（韦昭《国语解叙》），编者选编的宗旨是为王侯卿士大夫治国保家“道训典”，“献善败”，其中劝谏内容远远多于颂美。例如周宣王本是西周中兴之主，但在《周语上》有关宣王的5条材料中，竟有4条是写西周名臣讽谏宣王弊政，从中可见编者提供懿戒的意识是何等强烈！《国语》文章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西周文章多记载名臣讽谏弊政和嘉言懿行，春秋文章则主要突出齐桓、晋文等人的称霸谋略，如《齐语》载管仲治齐，全然不用礼乐道德教化，而是依靠他个人的政治智慧，《晋语》载晋文公称霸也多出于子犯、先轸等人的谋略，这显示了“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的历史发展趋势。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的差异，《国语》各篇的地域特色也很明显。周、鲁以及刻意向周、鲁文化靠近的楚国言论多为道德劝谏。以《鲁语》为例，无论是匠师庆、夏父展的犯颜直谏，还是叔孙穆子聘晋不拜天子诸侯之乐，抑或太史里革斩断宣公之罟，无一不显示了鲁人对礼义价值的维护。公父文伯之母只是鲁国的一名贵族妇女，可是《鲁语》收录她的言论材料就达八条之多，这些材料围绕着一个共同主题，就是这位贵妇人如何维护礼义。齐、晋、郑、吴、越之语则多为计谋，如吴、越的兴衰存亡，起决定因素的不是句践、夫差等人的道德水平高低，而是他们立国的方略是否正确。《国语》中有不少文章是告诫卿士大夫如何持禄保宠全身免祸，评论者多从卿士大夫言行举止来预测其吉凶祸福。如《周语中》载单襄公、刘康公等人言论，说明轻佻、无礼、淫逸、奢侈、矜夸必致败亡的道理。《晋语五》“师胜而范文子后入章”载范文子在班师之际不抢主帅风头，其父范武子发出“吾知免矣”的赞叹。《晋语九》收录了三条与智氏有关的言论材料：“智果论智瑶必灭宗章”载智宣子错选继承人，“士茁谓土木胜惧其不安人章”载士茁讽谏智伯大兴土木，“智伯国谏智襄子章”载智伯国讽劝智伯备难，这些言论已经预示智氏覆灭的下场。《国语》记载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言论，如《周语上》载邵公“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民者宣之使言”之语，这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对后代也有强烈的针砭价值；《鲁语上》载曹刿肯定鲁庄公“中心图民”，同篇载臧文仲倡导“居官者当事不避难，在位者恤民之患”，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思想；《郑语》载史伯说“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这种积善积德的观念对此后民族心理产生了深远影响；《越语下》载范蠡“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言论，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国语》保存了一批珍贵的文献资料，如《周语上》所载伯阳父言论是中国最早的对地震成因的阐述，《周语下》载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铸大钟以及伶州鸠论钟律，是中国早期社会非常珍贵的金融、音律文献，《鲁语上》载展禽论祀典，详细地讲述了上古帝王的祭祀制度，《楚语下》载观射父论绝地天通和祀牲，可以帮助后人了解先秦巫觋和祭祀牺牲情形，其他如《郑语》所载史伯言论包含了大量的中国早期历史资料。但是《国语》并非所有言论都是可取的，像《周语上》载仲山父认为周宣王料民会导致西周覆灭，《周语下》载彪傒论定刘文公、苌弘由于建议城周而蒙受阴祸，太子晋认为堵塞谷水会导致东周王室政治衰微，这些观点显然都没有说服力。

通过记载历史人物言行，《国语》塑造了诸多光芒四射的瑰奇人格，展现了上古仁人奇伟的思想境界：如仓葛面临晋人屠城而大声疾呼伸张大义，臧文仲宣称“居官者当事不避难，在位者恤民之患”，里革敢于斩断鲁君网罟以保护自然生态，季文子身为两朝国相而做到“妾不衣帛，马不食粟”，季冶果断辞去俸禄而不做季武子欺君的帮凶，叔孙穆子宁可被杀也不愿以贿赂方式求生，公父文伯之母身为大夫之妻而亲自纺织，鉏麑宁愿触槐自杀也不愿损害忠信伦理，祁奚内举不避亲荐子自代，辛俞不为高官厚禄所动而选择跟随栾氏奔逃亡命……这些人物言行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了生动诠释，阅读他们的言论，想见其为人，可以使薄夫敦，顽夫廉，鄙夫宽，懦夫有立志。

《国语》应该在中国文学史上如何定位？目前流行的中国文学史论著都是将《尚书·周书》和《春秋》作为西周春秋散文的代表作，而把《国语》放在《左传》之后论述。这个处置遮蔽了《国语》的真实文学价值。实际上，《尚书·周书》有意地模仿《尚书·商书》的文风，是典型的仿古之作，而《春秋》仅仅是大事记，两者都不能代表西周春秋散文的真实成就。真正能够代表西周春秋散文成就的唯一典籍是《国语》，它代表了《尚书》之后《左传》之前西周春秋历史散文的真实发展水平，堪称是研究西周春秋历史散文的活标本。《国语》中有11篇西周文章，这11篇文章就代表了西周散文的成就。《国语》中有10篇战国文章，从中可见战国初年历史散文的风貌。剩下的214篇文章便代表了春秋散文水平。《国语》235篇文章展示了从西周中期到战国初年514年历史散文发展轨迹。

与《尚书》相比，《国语》文章最大的进步是语言。我们将《尚书·周书》与《国语》中11篇西周散文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前者晦涩艰深而后者平易浅近。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周书》沿用了《商书》的典诰公文体语言。《国语》散文是史官在履行记载职责过程中诞生的，它不是朝廷的正式公文，所以史官们不必运用佶屈聱牙的官方典诰公文体语言，而是用周人的文言从事写作。当西周史官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实际上是一场历史散文语言的革命—它使得散文语言更接近人们实际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在此后三千多年封建社会中，散文创作所使用的语言就是由《国语》所代表的文言。从西周到战国初年，《国语》语言继续向平易化方向发展，鲁、晋、齐、楚的春秋文章语言整炼流利，而战国初年的散文，其语言流畅程度已经接近于《战国策》。通读《国语》，读者自会从中深切地感受到历史散文语言的演进，一种由古朴到畅达、由简练到流利的演进。

作为记言散文，《国语》上承《尚书》下启战国诸子说理散文，它代表了西周春秋时期说理散文所达到的水平。《国语》某些记言文抽象概括能力较《尚书》有所提高，呈现出由直观经验向抽象概括过渡的倾向。如《周语上》载伯阳父论三川地震：“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伯阳父从复杂的宇宙现象中抽象出阴阳这两种原始的物质和力量，用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地震发生原因。《郑语》载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史伯此论是由周幽王远君子亲小人现象而发，他从对立统一的哲理高度来讨论朝廷用人问题。《尚书》记言文结构松散、内容枝蔓的情形到《国语》有了明显的改变。从《国语》我们看到，到西周中后期，人们已经能够比较纯熟地运用先提出核心论点、再围绕主题逐层展开论述的说理方式，一席言论往往就是一篇主题突出、结构紧凑、条理清楚的说理散文。如《周语上》载祭公谋父谏穆王征犬戎，先提出“先王耀德不观兵”作为一篇说辞的灵魂，以下引经据典，运用翔实的理论和史实论据对观点进行论证，如果去掉前后的叙事文字，主体部分就是一篇观点鲜明、逻辑严谨的小型论文。同篇载邵公谏厉王弭谤，也是先提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中心思想然后再展开论证，文理可圈可点。对话体是先秦记言文的重要形式。《尚书》的《皋陶谟》、《洛诰》、《西伯戡黎》、《微子》记载了人物问答，但尚未形成固定的格式。《国语》为对话体散文所作的最大贡献是确立了宾主对答的形式格局，问者为主，答者为宾，而文章重点则落在对答之上。在这些对话体散文中，主方的问语除了具有叙事功能以外，还有推进文章深入的结构意义。如《齐语》载齐桓公问管仲：“成民之事若何？”“处士、农、工、商若何？”“定民之居若何？”……这一系列的问语将文章一步步引向深入，使管仲得以系统全面地阐述自己的改革思路和主张。从春秋中叶开始，《晋语》就收录一些充满智慧与机锋的短小隽语，例如《晋语四》载：“文公学读书于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闻则多矣。’对曰：‘然而多闻以待能者，不犹愈也？’”这样的短章只有寥寥数语，语言凝练，意味隽永，它们与西周春秋时期格言、谚语一起，成为春秋战国时期语录体散文的源头。进入春秋以后，《国语》叙事成分明显增多，如《晋语》载献公、奚齐、卓子、惠公、怀公、文公数世之乱，《吴语》、《越语》载吴、越兴亡经过，都将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叙述得委曲详尽。尽管叙事不是《国语》的正宗，但它为此后的《左传》记事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经验。

由于《国语》材料来自不同地域，因此各国文章风格不尽相同。前人对此已经有所体会，如朱彝尊在《经义考》卷二百九引陶望龄曰：“《国语》一书，深厚浑朴，《周》、《鲁》尚矣。《周语》辞胜事，《晋语》事胜辞。《齐语》单记桓公霸业，大略与《管子》同。如其妙理玮辞，骤读之而心惊，潜玩之而味永，还须以《越语》压卷。”崔述《洙泗考信录·余录》也认为《国语》各国文风不同：“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周语》、《鲁语》风格比较接近，均以浑朴平实见长。其文持论正统，语言朴实，不夸张，不诡激，立论重视遗训故实，多引经据典，显示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周、鲁文风之所以相近，是因为它们拥有共同的礼乐文化。与周、鲁文风相近的还有《郑语》，这是因为郑桓公向史伯咨询时尚在担任西周王朝的司徒，而与郑桓公对话的史伯则是周王室的史官，对话的地点是在西周都城。《齐语》八条材料主要记载管仲的治国言论，文风一如管仲改革一样干练明断。《晋语》前半部分记载晋国五世动乱，后半部分记载六卿专权，其文风像政局一样波谲云诡，其中蕴含着阴险狠毒的杀机和深不可测的权术。楚国本为蛮夷之邦，令人惊异的是它的文章价值取向和文风颇近周、鲁。但是切勿认为《楚语》就是《周语》、《鲁语》的翻版，《周语》、《鲁语》多少带有一些因循守旧的年迈暮气，而《楚语》则于浑厚古朴之中蕴含着一个新崛起的泱泱大国所特有的大气、朝气和颖锐之气。《吴语》、《越语》历来并提，两国文章也各有特色：《吴语》文风突怒偃蹇，拗倔恣放；《越语》上下篇分别出于两位越国史官之手，上篇概述句践灭吴经过，下篇记述范蠡为句践筹划灭吴的谋略，其中蕴含着一种深沉的哲理意味，文章洋洋洒洒极为畅达，如同风行水上。《国语》各国文章无论历时长短，文风都呈现出相对的稳定性。以《周语》为例，它的上限是西周中叶穆王征犬戎（公元前967年），下限是战国初期刘氏之亡（约公元前468年），前后时间跨度是495年，执笔记载的史官不知换了多少人，虽然前后文风有着从古朴到平易的细微变化，但《周语》上中下三篇文风大体保持一致。又如《晋语》，它的记事上限是晋武公伐翼（公元前709年），下限是智伯之亡（公元前448年），历时261年，共有127篇文章，文风也没有大的变化。各国之《语》文风之所以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一方面是因为各国政治文化传统具有传承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该国前代史官文风对其后任者产生持久的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