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子说“‘身有’之‘身’当作‘心’”

程子说：“‘身有’之‘身’当作‘心’。”

朱子说：“（忿懥、恐惧、好乐、忧患）盖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无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则欲动情胜，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为政之要在于修身

古人说：“政者，正也。”从有国家官吏制度开始，讲正气就是官吏的职业道德。先秦古籍记载，在我国的三皇五帝时期，官长称“正”。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正”是从政官吏的总称，他们的作用主要是以政正不正。坚持公正从政，是从政者应当遵守的基本准则。

孔子以“身正”为标准，把人划分为君子、贤人和小人、斗筲之人。君子、贤人在位执政，就会奉行仁政、德政，则政治清明，社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否则，就将是暴政、苛政。孔子崇尚上古三代的德政，把尧、舜、禹时代视为天下大同的“黄金时代”，主张“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极力要求恢复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历史进入封建社会后，王道渐趋衰微，国君们抛弃了正义和道德，靠玩弄阴谋权术、靠军事实力实现朝代的更替，推行强权统治，所以造成了礼崩乐坏、争战不止、民不聊生。两千多年来，儒家学派丰富和发展了孔子的这些思想和主张，编纂了“四书五经”，并对这些经典进行训诂、考证和演绎，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系统的政德、官德理论体系，在许多方面有利于我们“常修为政之德”，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一是重视官德、政德的表率作用。孔子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后人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君犹器也，民犹水也。方圆在于器而不在于水”（唐·房玄龄语）的说法，主张先治吏而后治民，“圣王治吏不治民”。

二是注重修身正心的自我修养。曾子根据孔子“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提出“吾日三省吾身”，以后又发展成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准则，其核心是修身正心。《礼记》认为人本身有愤怒、恐惧、好乐、忧患等情绪，会影响发扬正气，所以修身的关键在“正其心”。孟子则倡导“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因为这种正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配义与道”，是“集义所生者”。有了这种浩然之气，就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三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深刻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和作用。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如何得到民心的拥戴呢？他指出得民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四是“以人为本”。孔子重视对人的教育和培养，认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他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并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难道离我们很远吗？只要我想达到仁，仁就来了。）孟子也认为任何人经过学习和锻炼都可以成为圣贤，而有些人之所以成为小人，只是因为他们受到外物的诱惑而不思贪欲之害。因此，孟子劝人不要自暴自弃，要用心思考做人之道，把被丢弃的仁和义寻求回来。宋代真德秀在《西山政训》中要求自己做到“律己以廉，抚民为仁，存心为公，莅事以勤”，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礼仪是治国立身的根本

江惇，字思悛，晋代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北）人。他一生著述不仕。

江惇为人淳厚，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志节高尚，德操超俗。他天性好学，孜孜不倦，儒学道术广泛涉猎，识见卓异。他认为：君子应该用礼仪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不合乎礼仪原则的话不说，违犯道义准则的事不做。有的人入世显达，有的人出世归隐，虽然人生选择不同，但他们都遵循礼教，以礼仪为本。至于那些放荡不羁、以肆心纵意为尚的人，不仅违悖礼法、抛弃正道，正道也会抛弃他们。江惇著有《通道崇检论》，很受世人称赏。

苏峻之乱时期，江惇在东阳山避难。太尉郗鉴、司徒康帝、征西将军瘐亮曾先后请他出任官职，皇上也征召他任博士、著作郎，但江惇都借口谢绝，没有赴任。乡里推重江惇的品行学识，有事必定先向他请教然后施行。东阳太守阮裕、长山令王濛，都是当时的名士，与江惇交游相处，相互深为敬重。江惇死后，生前挚友刻石赞颂，以表记他的美好德操。